金字红牌是由明朝中前期，在云南外边政区实行信符与金字红牌制度，在边疆管理、护国捍边、调停和处置编内内部矛盾方面发挥十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。
但是，明末统治者逐渐放松了这一制度的执行，乃至基本放弃信符与金字红牌制度在西南边疆的贯彻。
缅甸看到明朝并没有出手拯救外边政区，于是借鉴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，采取拉拢周围的土司头领的做法。
隆庆二年，木邦得不到明朝支持，在交通道路阻断，人民缺盐生活艰难的时刻，“后乏盐，求于瑞体，瑞体馈海盐五千登，益感缅甸而患中国，遂携金宝象马，诣瑞体致谢”。
木邦缺盐，向缅甸莽瑞体求助，缅甸施与恩惠，木邦感念，与缅甸化敌为友，投靠缅甸，“瑞体见拔，欢甚，赠以宝带、缅铎、白象、姗锦、珍宝、香药甚多，退兵护之出孤，遂约为父子”。
随后其他土司纷纷效仿，“潞江安抚使线贵闻拔邀缅惠不货，亦投瑞体”。
六宣慰中除车里宣慰司虽然遭受缅甸侵扰，但依然坚定作为明朝的政区，其他木邦宣慰司、孟养宣慰司等投靠缅甸，八百大甸宣慰司、老挝宣慰司逐渐疏离明朝走向独立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明朝中央朝廷居然也没得到云南方面的通报，没有采取切实措施维护五宣慰司的管控，任其疏离和脱离明朝。
而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，六宣慰司都向云南方面上报“地方平安无事”的奏报，让大明误以为西南安定。
是的，虽然缅甸那边战火不断，但是各家除了一开始还向云南求救，但是见到大明并没有要干预的迹象，所以也都熄了找大明讲和的心思。
而东吁王朝也一直以缅甸宣慰司的名义向云南汇报，称‘西南金楼白象主莽哒喇弄王书报天皇帝，地方无事”’。
这次刘守有递交来的锦衣卫情报，可算是彻底撕开了西南边疆真实的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