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在东都洛阳，上阳苑的上阳宫景德殿内；奉命代表天子主持例行宗亲家宴，而显得格外清瘦有精神奕奕的太子李弘，也笑语晏晏的与诸位皇室宗亲攀谈和劝饮着，努力营造出一副和睦融融氛围。
哪怕他以病体未愈，医嘱不得饮酒的由头，婉拒了绝大多数多的进献和奉承；但依旧在言语之间滴水不漏，夸赞和褒奖着每位进奉者，并时时刻刻都将话题引向了，恭祝“二圣”万寿永康的方向。
当然了，他的内心更多是在暗中观察和对照、品评着，这些皇室宗亲在宴会上的态度和表现；以决定其中是否有哪些人选和对象，可成为他潜在的助力，或是暗自拉拢的盟友，乃至可堪大用之才。
但是几次三番下来，他还是不免有些大失所望，或者说是徒劳无功了。因为，长时间的富贵优养之下，才历经了高祖、太宗两代人；这些皇室宗亲就基本堕于安逸游乐嬉戏，表现出种种不思进取。
真正有点志向或是追求的年轻宗室子弟，却又不免失之于天真、幼稚；或者干脆就是头脑简单、待事粗暴；既缺少城府与内涵，也没有足够的学识和内秀的底蕴；仅有个别在专门学问上或有所长。
但是却失之于性情迂直刚烈，或是过于不知变通和不够谨言慎行。又如何能够支持和协助自己，与那位当世手段和心性绝伦，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母后；进行长久的周旋、博弈和对抗再三呢？
所以，他也完全能够想象和理解，在不远的将来之期；这些皇室宗亲又是如何在，母后的一步步紧逼之下；逐步丧失维护李唐天下的主动权，在大势所趋之下不得不，跳进造反谋逆的漩涡/陷阱中。
事实上，随着他想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，为自己规划的目标越来越远；也越发觉得手中缺乏人才，乃至是少人可用了。哪怕他依照未来的趋向，以东宫的弘文馆和编撰局为核心，笼络了一大批俊才。
但在越发纷繁复杂的事态，很层出不穷的朝野事务面前；却依旧是显得捉襟见肘、不敷所用。为此，他才将主意打向了这些数量众多，却拥有足够资源和闲暇的宗室皇亲，期望着从中选出一些帮手。
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，他所接触过的绝大多数人，要么暮气沉沉，毫无担当；要么耽于安乐，无心上进；要么功利有余，却才具不足；也只有少数几个外放归京的远支旁系子弟，才能让他略有改观。
但他们也毫无疑问太过稚嫩了，虽有改变现状的志向，也有了解生民疾苦的立场；但是却需要一些时日才能成长起来；成为太子李弘真正的佐助。却没法直接应对和参与，太子李弘所面的当下问题，
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，联手自己至亲的兄弟姐妹；但无论是相王（李旦）、英王（李贤）还是沛王（李显），都已经成年开府，拥有自己的私臣属官和卫士，也早已不再是旧日马首是瞻的小儿辈了。
尤其在经历远了在长安留守和监国，长时间的分别之后；再相逢时依旧兄友弟恭的氛围之下。是口口声声礼数毕敬的皇兄/太子殿下，是那些亲切而复杂的眼神中，更多令人觉得陌生和隔阂的东西；
更令太子李弘生出了明悟和感叹，这些曾经亲密无间的弟弟们，终究是长大成人各有家室了；也各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，乃至隐藏不明的潜在立场，甚至是身后隐隐推动的势力和身家所系的追随者。
因此，在父皇春秋依旧却不问外事，母后隐隐权倾朝堂之下；想要指望说服和打动他们，搭上现有的富贵权势，一起联手对抗母后，未来可能产生的威胁和压迫；实在是太过荒诞不禁也勉为其难了；
更何况，这些年“二圣”对于他们的宠近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潜在的态度和明示。虽然不至于在明面上，公开动摇身为监国储君的专属地位；但未尝没有变相的制衡之意，乃至催生一些别样的想念呢？
但太子李弘既然承蒙天降的莫大机缘，从积年病重垂死中挣扎而起，重新获得了这几年的喘息之机；却又怎能重新回到过往，那个文弱多病、难有作为的旧日时光呢？如今他已身系太多职责和干系。
其中既有因编撰局和弘文馆的诸多传世之作，而闻达天下的一大批士人、学子；也有关内、京畿道，免于饥寒交迫的府兵之家；也有谋得一条的全新出路，而竞相追逐东宫的勋门、宦家的庶支子弟。
乃至是长安病坊之中的名医云集，诸多疑难杂症得以迎刃而解，不断地推广和宏达教化，逐步拯救危困、泽及天下苍生的一代盛况；或又是投附、托庇在东宫名下，通达海外、西域的商旅繁忙如织。
这一切的一切现有美好景愿与预期，还有从中受益的万千人等；都在事实上的方方面面和时时刻刻，不断隐隐推动着太子李弘前进脚步。就如那位神秘莫测的狸生所言，大势既成就容不得分毫退缩。
在这条最终走向尽头的权利之路上，任何的妥协和动摇的多余幻想，只会让那些一心信赖和全力追随自己的人们，被拖累着一起掉进粉身碎骨的万丈深渊；成为湮灭于浩瀚史书中某个失败者的例子。
也许，这就是他执意想要逆天改命，挽回将来发生的那一幕幕人伦惨剧和沉重后果，所无可回避的考验和必然的对等代价吧！事实上，自大军班师回朝之后，他已感受到了来自“二圣”的态度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