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月21日，蒋委员长主持召开的南岳会议结束不久，一架飞机诡秘地从昆明飞抵河内，南京政府第二号人物汪精卫走下飞机，与他同行的还有陶希圣、周佛海等人。
汪精卫此行目的何在？是否得到了委员长的密令，在演一战一和的双簧？社会上议论纷纷，各种猜测充斥街头巷尾。“什么？汪兆铭出逃了？好个无廉耻之徒！”
此刻，委员长正在南昌，忽然接到云南省省长龙云来电，询问他是否预先知道汪精卫出走的事情。接到电报后，委员长心中猛然一惊，当即长复电否认，坚称目前绝无与日本谈判和平的余地。
12月22日，日本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，“日本政府，本年曾一再声明，决定始终一贯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，同时和华夏同感忧虑、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”，与汪精卫出走遥相呼应。
12月24日，蒋委员长从南昌飞回重庆，部署辟谣。当晚，他请端纳通知英美驻华大使，声明汪精卫绝对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。还说，华夏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谈和，并且正在准备做大规模的抵抗。
12月29日，汪精卫的意图终于明朗了。汪精卫在香港的《南华日报》发表对日通和的“艳电”，向委员长建议与日本罢战言和，携手防共。汪精卫，这个名字让所有华夏人鄙视，他在抗战最危难的关头，不顾民族大义，以国家副总裁的身份投靠日本人，为日本人办事，成了人人唾弃的汉奸。
但是，汪精卫又让人觉得矛盾，他年轻时也有过革命精神，曾策划刺杀清末摄政王载沣，被捕后写出了“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”的诗句！但侥幸逃脱后却变得害怕赴死，懦弱自卑、妥协的性格逐渐占据了心智。汪精卫在与委员长的争权夺利中，一直处于下风、被动位置，这与他个人性格不无关系。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，是一个严重的“唯武器论”的人，他看到了日本的强大，所以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非常恐日。
汪精卫怕打仗，怕死，所以极力促进所谓的“与日本和解”。1935年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派人暗杀他，子弹射中了他脊椎后，汪精卫就更加怕死了、畏惧了。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汪精卫更加是惶惶不可终日，一度煽动孔祥熙在日本人提出的停战条件上签字，甚至仗打了一年之后，他还对着媒体说“未关闭停战之门”。
1938年12月18日，在身边亲日派的怂恿下，终于走上了叛逃之路。1939年元旦，委员长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，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，撤消他的一切职务。二十天后，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，一共开了十天。
委员长在会上重新解释“抗战到底”，说这个“抗战到底”不是打到鸭绿江边，而是“要恢复‘七七’事变以前的原状”。会上，委员长还确定了“溶红”、“防红”、“限红”、的方针。
会后，南京政府中央秘密颁发《防制异党活动办法》的训令，还成立专门从事防红工作的特别委员会。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，委员长开始把注意力从领导全国抗战转移到取消军阀上来。
与此同时，汪精卫叛国投敌，使委员长面子上非常难堪他决定趁热打铁动用蓝衣社特务组织，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，干掉这个的老对手。
这时，一直都在埋头处理文件的常远笑着插话道：“这次你们空军发挥的作用非常大，一来轰炸了很多重要目标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，二来正是因为你们的威慑作用，日军飞机根本不敢来狂轰滥炸！
这已经很了不起，“破冰行动”能如期圆满达成战略目标，肯定是会给你们记上一大功的！你放心好了！”“参座，你这话我爱听！”李景林老脸微微一红，然后强行解释道：“不过嘛，刚才我真不是讨功劳的，哈哈！”“好啦，你也别不好意思！有过必罚，有功必赏，这是我们山东军区的基本原则！”
江强笑着摆了摆手道：“这些日子大家都辛苦，今天已经是大年三十了，操劳了整整2个月时间，也该好好歇歇，享受一下天伦之乐！大家没事都早点回家，今天晚上还有春节联欢晚会要忙活呢！”